今天（3月17号）两会闭幕，新总理李克强参加新闻发布会。新华社一位记者问城镇化问题，说有人担心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会有很多农民失去土地，进而形成一个新的阶层–城市贫民阶层，问总理怎么看。
李Sir的回答避开了城市贫民阶层这点。他说，中国的城镇化规模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是广大农民的愿望。同时，这一工程非常复杂，还需要各项配套改革推进。总而言之，城镇化有难度，但不会放弃。
这个问题是本次两会闭幕记者会上最有深度的问题之一。新华社的记者很懂中国的现状。城镇化是中国这片海域里即将扑来的巨浪，因为涉及到土地的分配流转，实在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当年的土地革命和改革开放，无一不是先拿土地问题开刀。）这位记者提及农民会失去土地，让我想到去年回家时所见。
隔壁镇近年来兴起葡萄种植，而且已颇具规模。过年时，家里长辈带我走亲戚。这位亲戚在自家责任田里建起来一块葡萄园，据说所产葡萄的品质很高，因为靠近国道、临近镇中心，销路也不错。他希望扩大规模，但当地的土地已经很紧俏了，所以有意在我们那儿寻觅一块地方，托长辈们帮忙打听。他于是介绍了与土地主人的合作模式。
第一种，收租金模式。土地主人把地出租，接下来的十年或者二十年，客户每年向其支付定额租金。客户掌握了土地的所有使用权，原主人不得干涉。第二种，参股模式。土地主人出土地，客户出钱和其他资本，双方合作。每年分红一次，按股份投入比例分配盈亏。（土地按市价折算为股本。）对农民而言，这两种模式的差别在于，前者的风险小，旱涝保收，只要坐收租金就好；后者的盈利幅度可能更大，但如果年成不好，就会亏本，风险也大。
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土地经营权的流通方式转变，鼓励建设集体农庄。这两种模式，也就是集体农庄的模式了。
我的想法是，这其实是很危险的。在土地租出去的这一段时间，或者10年或者更长，农民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丧失了土地经营管理权。十年的时间，足够时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待到租赁期满，对于土地的发言权实际已经很弱了。那么不难想见，到时候土地兼并而来的”大农庄”会何等气派，零星的农民想抽身出来会何等曲折。这部分农民除了继续持有名义上的土地经营权”所有者”身份，将再无作为。
不知道国外的土地问题是如何解决的。集体农庄之路，或者说城镇化之路，潜在的风险很大。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如果不稳当，那是很危险的。我想，如何防止事实上的”大地主”出现，如何预防新的剥削阶层出现，尚待政策制定者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