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有一本《万历十五年》，红遍大江南北。我在大二时读的这本书，感觉之后深受其影响。在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提出了“大历史”观，即用整体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发展。即使只是一个帝国毫不起眼的一年，也能看出它的脉络。这本书改变了我的历史观。我的明朝认识，主要出自这本书和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
明朝从放牛娃朱元璋建国，到崇祯帝煤山(现在的景山公园)自缢，持续时间两百六十多年。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个“正统”的汉人政权，其影响深远。中国在宋代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顶峰，其后开始从明朝走缓慢下坡，直到清朝的败象。明代是承上启下的朝代。
明朝不设宰相。历代以来，宰相的地位是很微妙的。他是百官的代表，同时又是皇帝的臣子。皇帝忙不过来，所以给他权力，让他帮忙分担政务。权力过小，形同虚设，受累的是皇帝；权力太大，又会引来皇帝的猜忌。要保持相权与皇权的微妙平衡，绝对是门艺术。明代开国太祖朱元璋直接取消了宰相的职位，代之以六部。虽然宰相的问题不好处理，但绝对不是随意取消就能解决的。一个疆域如此辽阔的国家，各种政务处理起来千头万绪，朱元璋本人精力旺盛，处理起来自得其乐，但其他养尊处优的皇帝可干不来。结果就是，虽然宰相没有了，但形成了六部长官组成的内阁，内阁权力之大，完虐宰相。内阁首辅，也成了事实上的宰相。
明朝宦官是大祸害。内廷十二监，其组织结构严谨，可以和外廷相比。宦官不仅在宫内借替皇帝行“批红”程序干预政事，还常作为皇帝代表到地方上行检察之职。内廷实际上成了另一股不容小视的政治力量，司礼太监的权力有时甚至超过内阁首辅。明朝宦官掌权的机构中，最臭名昭著的是特务机关东厂，此外还有各地的特务组织。大魏说得好，“太监都是心理变态”。明代不到三百年，出的“阉党”不在少数：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之流，兴风作浪，倒行逆施，无一有好结果。宦官干政，历代都有防范，却屡防不止。原因不妨以人情度之，皇帝深居禁宫，身边起居的亲信，自然会得到重视。只不过明代的宦官，太无法无天了些。
明朝开始定都南京，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现在气势恢宏的紫禁城，就是朱棣主持修建的皇宫。紫禁城结构严谨，将皇权至上的等级观发挥到淋漓尽致，是中国建筑的巅峰之作。朱棣夺了侄儿的皇位，虽然不地道，他本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英明君主。定都北京，远离安逸的南方，奠定了其后中国的政治格局，显示了他独到的战略眼光。他南征北战，开拓疆土，直到累死马背。他还给后人留下了《永乐大典》这部资料宝库。他是英明的皇帝，不输乃父。
明代有郑和七下西洋。郑和是回民，在下西洋的过程中可能到过麦加朝圣。也有人说，他下海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无论如何，一支当时无敌、现在看来也十分可观的舰队漂洋过海，的确宣扬了国威。很多华人随舰队移民海外，现在东南亚的华人都流行崇拜郑和。可惜航海记录都被忠诚保守的官员付之一炬，以断念想了。当年的海上风光，至今都不能被后代超越。看到现在的南海争端，简直窝囊死了。
明朝英宗朱祁镇曾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俺答掳走，由此可见当时的军事防线之脆弱。一介书生于谦挽狂澜于既倒，临危受命兵部尚书，另立新君，率领军民进行“北京保卫战”，挽救了局势。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唯一合理的解释，可以归功于所受的家国精神的教育。士大夫之族受到忠君爱国的礼仪熏陶，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舍身为家国取义。这样的气节殊为难得。于谦不仅才能出众，而且为官清廉，人品正直，毫不居功。可惜的是，夺门之变之后英宗复位，于谦受到诬陷报复，冤死狱中。他的《石灰吟》，一直激励着后人。
荒唐可爱的正德皇帝，是另类。他的时代出了王阳明这位格物致知的大哲学家。他之后是沉迷练丹而且长于谋术的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在位四十年，不动声色地在臣子中搞制衡，保持自己稳固的地位。他没留下子嗣。胡宗宪和徐渭在他这个时代成名。徐渭号青藤，是奇人一名，书画家、军事家，郑板桥自称“青藤门下一走狗”，指的是他的画艺。他同时也是军事家。不过晚景凄凉。
明朝中兴之臣张居正是江陵人。江陵，就是现在的荆州。张居正的争议颇多。他是三朝老臣，辅政期间一转颓势，国库充盈、政令畅通、海患平息，国家井井有条。戚继光受他重用。但他似乎不讲原则地巴结内监冯保以期得到皇帝支持。他出行的排场简直不像人臣，朝廷重臣全是他扶植的人马，他的儿子也点中状元。心学领袖何心隐在他主政时被处死。到张居正54岁去世时，国库由亏损变为盈余，似乎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之后明朝的颓势一发不可收拾。张居正呕心沥血教育长大的万历皇帝，为立太子问题赌气，在深宫中撒手消极怠工不问政事长达三十载。
张居正的作用，就像一个伤痕累累的老人身上的一只蜘蛛，老人非常顺从地听任这只蜘蛛吐网裹住全身关节，然后蜘蛛绕过原有神经和血管，通过自己的蛛网操纵这个人的行动。这只蜘蛛很精明，走得很平稳，老人既然不用行动，伤痕也痊愈了，恢复得很好。但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蜘蛛，蜘蛛只能操纵和维持它的网，不能改造老人的筋骨。蜘蛛倒下了，网就消亡了。更重要的是，这个老人还是得自己走路，没了蜘蛛，靠自己难以坚持。张居正当不了彻底改革者——谁也当不了彻底的改革者，他只是救火队、外科医生。他想颁布命令时，先授意门生递上奏折，然后再借皇帝的名义对奏折予以批准。这样用自己的门生系统取代效率低下的行政部门，一时的效果显著，但实际上损害了本身的行政系统，必然会受猛烈抨击，也难以形成制度令后人效仿。
到明代末年，崇祯帝从他兄长手中接过皇位时，形势已不容乐观。金庸先生的《碧血剑》就发生在这个时代。虽然与其他作品相比，这部书的情节稍显平淡无奇，但其中的历史事件描述得大体不差，分析议论鞭辟入里。 崇祯皇帝性格多疑暴躁，虽然不腐败堕落，甚至颇为勤恳，但可惜没有励精图治的才能。李自成的起义，直接促成了帝国的灭亡。他性格的缺陷，在最后宁可自尽也不肯出逃南京看出。明朝的政府机构南北各有一套，逃到南京不愁不能东山再起。但他不肯，杀掉妻女，以颇为高尚的形式选择了不妥协。明朝也就此画上句号。
应该这样看，明代的文官系统之发展，实际上已经相当成熟。万历帝三十年不朝，国家仍然运转。和平年代，皇帝只要不折腾，做做表面的调和工作，就可以得到令名。但这个政治体制是僵化的。明朝的时代，地球的彼端发生了文艺复兴，直接孕育了灿烂的工业文明。在中国，重农业轻工业，传统的伦理和道德使国家整体处于收缩防御态势。即使出现工业和手工业的萌芽，其结果也是可以预见的。
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西方迈出了文艺复兴的步子，中国依旧陷在无边际的仁义道德中。空间上，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从此时开始，中国没有抓住机会。古老的中国，在彻底接收西方文明前，还得经历一个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