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什么时候成了流行话题？每天都有媒体报导形形色色的自杀，理由千奇百怪：避债、情困、喊冤……实在数不过来。这些新闻往往出现在报纸的社会版块，是吸引读者的猎奇故事。
自杀是困扰全世界的大难题。The economist的这篇文章将目光转向中国，讨论了中国近几年自杀率急剧下降的现象。下面梳理下文章的内容。
- 中国在90年代的自杀率在全球占前几位，尤其农村青年妇女的自杀率高到离谱。但到了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自杀率垫底的几个国家之一。
- 研究发现，自杀率的降低关键在于农村妇女的自杀急剧减少。官方和民间的数据都显示，过去二十年间从农村、城市、男性、女性、以及各个年龄层等不同角度看，自杀率都处于下降趋势。唯一的例外是，老年人的自杀率在最近几年有所上升。
- 自杀率的下降有两大驱动因：移民(migration)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壮大(the rise of an urban middle class)。移民到大城市工作（即使是做农民工）使得妇女有更大的人身和财产自由，摆脱了父母、婚姻、公婆、贫穷等等压迫。另外，在城市里即使想自杀也不像在农村那么容易，因为城里剧毒的农药不是身边的必备品。城市的家庭规模往往小，家庭矛盾也随之减少。
- 随着中国的人口变老、变富，情况有可能转恶。城市化的推进使得家庭规模变小，降低了年轻人的负担，但也有副作用：农村里照顾老人的人手不够，城市里老年公寓里老人孤单寂寞。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一趋势会更明显。
- 无论将来的发展如何，中国的自杀率肯定是不会堕落到90年代的水平了。
这篇文章从宏观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在控制自杀率方面取得的骄人成就。事实上，这一成就不是刻意为之，而是经济发展的附加产物。文章里提到的几点忧虑，例如如何面对老龄化的问题，十分值得重视，因为现在这些问题已经凸显出来了。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报道就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农村老人自杀“平静与惨烈”的现状，令人震撼。
这篇报道提到学者刘燕舞的研究结论： >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
这与上文经济学人的援引的数据相悖。有趣的是，这篇文章里学者刘燕舞正面回应了这一反差： >“中国的自杀率总体上是在下降的。”刘燕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然后换了一种沉重的语气说，“但是，农村老人却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条（自杀的）路，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数据很容易解释得通，但相对于冰冷的数字，残酷的现实带给人的震惊就不那么容易平复了。这篇文章所描述的场景很，简直让看到的人冒冷气。
“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一个柴姓老人乐呵呵地告诉满是疑惑的刘燕舞，“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
这位老人位于湖北凉山地区。这里的老年人自杀比例非常高，而且村里的人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而老人们的自杀死法也有令人不敢相信的： >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上板凳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有两位山西的老人，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头朝下扎进家里的水窖中。“这些都是有必死的决心的。”刘燕舞分析道。他还记得有人跟他介绍说，一位老人要自杀，但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
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在于，有些老人的“自杀”有“他杀”的痕迹。老人如果不能为子女带孙子孙女，或者照看家里农活，那么就变成了“累赘”。很多老人都有这种“利他”心态，怀着这种心态自杀。有学者如此解释“利他”表象后面的实质： >刘燕舞的老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死奔”（干活干到死），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能力，无论是物质或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少得可怜。
现实很残忍，甚至让亲情和传统溃败。如何养老的问题不解决好，老人们如何安然走过人生的最后路途呢？这篇文章分析了农村老人自杀的直接原因和困境的解决之道： >据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换句话说，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几千年前《礼记》里所畅想的“大同”世界里，重要一条是“老有所依”。老有所依，就不会选择不归路，以非正常方式结束生命。老年人的自杀问题之严峻，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要予以关心。我不由得想起来曾经看到过的一则刷在乡村墙面上的宣传语，觉得很有道理： >人人都会老，家家要养老